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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灵帝卖官说起

2017-11-07 09:34:42作者:唐开云打印订阅
[导读]对于当今的贪官污吏,尽管他们比灵帝更要有“灵性”,卖官鬻爵的手段更隐蔽更高明,但随着反腐倡廉、依法治国力度的加大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贪官污吏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成克杰的被枪决,就是一个耀眼的信号。

灵帝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无道昏君,然而他在聚敛钱财方面却显出了几分“灵性”。

灵帝的“灵性”,首先表现在他的“创造性”上。卖官鬻爵是最“来菜”的事儿,汉桓帝在161年就开此先河:“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比起他的叔父来,更具“创新精神”,他除卖军职外,还出卖上自公卿(相当于现在的部级以上),下至郎吏(相当于现在的县级)等行政官职,并各有定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因为地方官是“实权派”,是“肥差”,定价更高:两千石(郡守,相当于现在的厅级以上),售价两千万;四百石(县长、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售价四百万。桓帝卖官虽然“钱各有差”,但差多差少,并未明晰,不像灵帝这样明码标价,具有规范性。

灵帝的“灵性”,其次表现在他的灵活性上。虽然有了全国统一的官价,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可因地制宜,灵活掌握:“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即根据所管辖地区的区位优劣和肥瘠程度,分别议定。如果你想买到自己想要的“乌纱帽”,而又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怎么办呢?灵帝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是:可以赊账,上任后再加倍缴纳。于是,有很多人不必先掏腰包就可以圆自己的做官梦。

灵帝的“灵性”还在于,为了加快卖官的节奏,他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一个月就调换好几人,而每次换动官吏都要缴纳价格不菲的“助军钱”、“修宫钱”,大郡数至二三千万。此外,他还将地方上缴国库的各种租税,抽一份缴纳宫中,谓之“导行费”。由此可见,在卖官鬻爵上,桓帝的智商的确远远逊色于灵帝。

巨额钱财到手后,往哪儿存放最保险?灵帝大约从“狡兔三窟”中受到启发,他下令在西园建造了一座“万金堂”作为自己的“小金库”;并派人到河间(他的老家)为他买田地、建豪宅;还把钱分散存在小黄门和常侍(太监)家中,每家数千万。可见灵帝的深谋远虑。

上梁不正下梁歪。灵帝带头卖官,使得大小官吏纷纷仿效,全国上下卖官鬻爵成风。买官者为保本求利,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重负,于是纷纷揭竿而起,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没想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末,灵帝仍“阴魂不散”:江西广丰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位3年,就卖出“乌纱帽”45顶。“要发财到广东,要买官到广丰。”这首顺口溜就是对此风的真实写照。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位5年,利用干部职务晋升和调整之机,以钱封官定职,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60多万元。其时在当地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副科升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升副县,得花四五万。”原盐城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在位期间,竟有近60名买官换位者向他“进贡”后如愿以偿,他视求购职务的高低开出不同的价码:起价5000元,高的4万元以上。成克杰从1994年初至1997年10月,为3名县级干部提升或调动,就获人民币28.8万元、美金3000元。只是他没有像灵帝那样把聚敛的钱藏匿于“小黄门”和老家,而是存放在他的情妇李平那里。

从桓帝、灵帝到胡建学、成克杰,卖官鬻爵现象何以香火相续、历久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对于家天下的封建帝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员升迁全由“奉天承运”的“王”们说了算。本应是“人民的公仆”的胡建学、成克杰者流,之所以能传承灵帝的衣钵,同样是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他们手上,名为“集体决策”,实则“一把手”一锤定音。二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封建时代,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时顶多只有个别大夫偶尔斗胆进谏而已。比如对贪得无厌的灵帝,他的近臣“中常侍”吕强曾上书进谏,规劝“万岁爷”提防“好献其私”的“阿媚之臣”。结果是“书奏,不省。”吕强只好干哈气。胡建学、成克杰之流卖官受贿所以得逞,也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因为监督者的“乌纱帽”正握在他们手中!灵帝的横征暴敛,逼得人民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对于当今的贪官污吏,尽管他们比灵帝更要有“灵性”,卖官鬻爵的手段更隐蔽更高明,但随着反腐倡廉、依法治国力度的加大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贪官污吏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成克杰的被枪决,就是一个耀眼的信号。

 

(原载2001年4月11日《黄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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