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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泰:我天生是认真的命

2017-07-06 10:45:40作者:钱星星打印订阅
[导读]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一个文化人,终其一生,总得为民族文化留下一点印记,哪怕是浅浅一痕,也幸甚此生。乐也趣也,或非乐非趣也,尽在其中。在信息浩浩汤汤的互联网时代,这也许是幻想。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人们循着自己的逻辑链,执着前行。


 

 

  结束了在黄冈师范学院举行的湖北省杂文学会年会,一行人返回武汉后,简单用过晚餐,已是晚上八点,我负责送赵老师打车回家。他说,我就去坐公交车吧,也不远。作为晚辈,自然是奉陪,却已心下暗暗敬佩他的朴素。下了一天的雨,晚风换新晴。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边走边聊。他似乎对公交车这一悠闲的交通方式“情有独钟”,他说,长年坐公交车上下班,已是习惯了;平时去菜市场买菜,也是如此,不过两站车程,很方便。
这样琐碎而亲切的日常言谈,似乎很难让人将面前的老人与那个弄笔杂坛、蜚声省内外的学者联系起来。而白天在黄冈师范学院,他主持年会开幕式,分明如串珠之线,玉成他人;谈及杂文发展,他指出路在“求是——遵从艺术规则”“求稳——遵从政治规则”“求变——遵从市场法则”。可谓一鞭一条痕,一痕一条血,递令座中人叹服。
  能对杂文作此深刻言论之人,必是在口腹之趣以外,“偷闲赶空,抓紧命笔”,建设杂文理论,就像这次采访中他对自己的评价:“我天生是个认真的命,尽量追求精致完美。”纵观赵老师的创作历程,凡所躬研,皆有所成,即知此言诚无所虚。

 

  《湖北杂文》:赵老师,您好!作为名家,您在杂文创作及其理论上都颇有建树,非常感谢您能接受访谈。
  赵国泰:过奖了!其实,我算不上杂文名家;严格讲来,甚至算不上杂文作家。

  《湖北杂文》:您谦虚了。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赵国泰:早期,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散文热,报刊上,杂文、随笔、小品处处开花。受其影响,加上一些编辑友人的邀约,一时技痒,我也写了不少,发表了不少,大报小刊,杂树野花,拢共怕有百把篇啰。然而,草露易晞,时文难持。这些东西多已成为过眼烟云。其中,稍微值得一提的,略有《姿色是一道风景》《坐论陈茶》《担心飞到天上的孩子》《眉批美国》《血色潇洒》等,当其在省内外一些报刊上发表后,又分别被《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等选刊、选本相中,加以转载,作了“矮的升华”。
但我这势头并未能持续多久。要扯客观原因的话,主要是编辑本职工作相当繁剧,因我除图书编务外,更箍人的是担任了《白桦林·校园青春月刊》主编,其繁其忙,不难想象;后来没办刊了,虽单纯些了,但文笔情趣又转向文言笔记、诗话写作,也就鲜少“染指”杂文之类的时文了。即使是这样,因有了一段弄杂经历,故而后来参与湖北省杂文学会活动,也算是姻缘前定了。

  《湖北杂文》:作为学者,您除杂文创作实践外,对杂文理论建设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赵国泰:俗话说:到什么山上砍什么柴,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风云际会,缘分使然,我被推为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兼总编辑位置上。厕身杂苑,叨陪末座,我虽不能在杂文创作上驭笔驰骋,但至少应在理论探索上有所作为。因为在创作上,我省自有前辈同侪、名家辣手,问鼎高原,驭笔业界,如符号、刘洪波、任蒙、杨东鲁、范国强等等;而惯于理性思维的我,则试图从史论的角度做点基础性工作。动此念,一是自身兴趣使然;再则也是受前辈同仁的影响,如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邓黔生教授,他左右开弓,创研兼擅,多年来专注于杂文研究,卓然成家,给我启发良多;又有副会长邹建军、周圣弘教授等,虽研究领域宽广,但对杂文美学研究很上心,对我也是一个促进。
于是,我开始留心杂文史论资料,稽往钩沉,披沙拣金;然后以传统笔记体裁,加以结撰。有时,一天功夫下来,只能写成一两条。就这样吭哧吭哧地努力,拢共写成三百余条,计十万多字,总以《杂苑清话——杂文史论笔记》,分十篇,分别发表于《湖北杂文》及《写作》杂志上。系列笔记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赞弹皆有,如湖南一高校教师甚至还撰写专文,对笔记既予以充分肯定,也对拙文中虚词等的运用,提出商榷意见,令人折服与感动。

  《湖北杂文》: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您从事杂文组织活动,是从参与本届省杂文学会换届筹备工作开始的。
  赵国泰:是的。湖北省杂文学会,在我们参与其事时,已走过三十年历程,那是辉煌与艰难、繁盛与沉寂的一段历程。由于历史的选择,雷雪峰先生荣任新一届会长。雷会长是有抱负、有奉献精神的出版家兼作家。在新一轮选择中,本人也幸与之搭班子,与诸位同仁联袂,幸运的是,又得到主管领导机构——省社科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刘宏兰同志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刘主席是专家内行、学会知音,与之相遇,我三生有幸。以上合力的推动,促使本人从筹备换届工作,直至此后学会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做到一尽绵薄。

  《湖北杂文》:从有关资讯和多方面反应中,获悉您和杂苑同仁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赵国泰:实不相瞒,我们真还做了不少事,其中有若干工作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大致归纳,略有以下几项:
  一是参与创办“华中杂文网”。此系学会官方网站,在雷会长积极倡导与支持下,本人负责具体编辑业务。历时两年多,用稿不下千篇。作为总编辑,按照编审流程,我坚持精心筹画,严格审稿,其认真程度与审校纸质书刊别无二致。因我清醒地认识到,在人们心目中,杂文敏感,杂网敏感,双重敏感,岂敢玩忽?虽说网络门槛低,但健康严肃的网站,要有标高。由于获得主任编辑陈源远的密切配合,用心经营,故使该网的积极影响力不断有所扩展。
  二是创办会刊《湖北杂文》。会刊是学会与会员、与各界人士的纽带,不可或缺。但由于其敏感度高,更兼有关审批机关把关慎重,故此,好事多磨,申报期间可谓一波三折,迁延久之。但由于心存“纽带”意识,使得我与同仁积极争取,持恒申办,终于心想事成。迄今,会刊已出到六期,基本达到“展示杂文创作动态,交流杂文创作经验”之初衷,受到上级领导的嘉许与省内外读者、作者的好评。有专家表彰:“从会刊里很难找到一个错别字。”
  三是与雷会长共倡设立“鲁迅杂文奖”。动议既出,山回水应,在全国杂文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后经一班人历时一年多,艰辛备尝,紧张工作,好事玉成,终于以2016年12月19日在汉举行该奖颁奖典礼而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四是主持组编《湖北杂文精选》。有史可证,湖北杂文作家辈出,佳作迭现。因此提议,编一选本,展示既定之实力,拓进创新之境界。此举得到雷会长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也得到陈编辑协助与执行。历时一年多,终于挂了果。后据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梁伟年部长指示,通过省作协桥梁作用,以上选本被纳入《湖北大众文艺丛书》,作为《杂文卷》推出。
  五是注重杂文理论建设。除在会刊《湖北杂文》中设立《理论建设》栏目外,又在《写作》杂志上开办杂文写作理论专栏,迄今已共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其次,在雷会长的创意与支助下,我发现并联系相关杂文研究专家,如华中师大邓黔生教授,主动推出其专著修订本《杂文创作概论》,并无偿赠送众多杂文作者及高校图书馆,使之与杂文创作构成车之双轮与鸟之双翼。

  《湖北杂文》:您是经验丰富的编审,也是优秀的诗人、文学评论家、杂文家,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多重身份的?各自的乐趣何在?
  赵国泰:我自少年时即开始学习写作,这种爱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延续至今。但我始终只是个业余作者。退休后似乎“专业”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出山发挥“余热”:先是应邀偕同普丽华教授主编了一套《国学普及读本》(26本);继而承雪峰先生美意,受聘为武汉中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接着又被推为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兼总编辑;后又相继参与武汉散文学会、湖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武汉岳飞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社团活动。同时,还兼任武大《写作》杂志副主编、华大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年鉴》副主编等等。
面对如此繁杂的社会活动与工作,我似乎是在照单全收,来者不拒。你想想,因为人家看得起你呀,你还有点价值呀!有兴趣的,你接;没多少兴趣的,你也得接。很想平衡多重身份,但很难。时间是个恒数,工作是个过程。光阴被切割,“私活”被挤兑。只好争取十个指头弹钢琴,注意弹好“重音”。但我天生是个认真的命,文字尽量追求精致完美。如是,就自讨劳神费力,多事。于是,我的读书写作,又由退休后的相对“专业”,再度降为“业余”的了。
即令如此,我始终不忘初衷,忠于志趣,偷闲赶空,抓紧命笔。历经十年不懈努力,终于能在冗务纷繁中完成《刘墉新语——亲子励志大师精华录》(华科版),这是一部八十余万言的长篇笔记体传记。出版面世后反响还不错,在冷寂不景的书市,销出不少,还引起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梁伟年部长的关注,作出将该书改编为电视剧的批示。期间,我还策划出版了《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传播编年》(普丽华、赵阿颖撰,华师版),获得广泛好评,称之选题出人意料,内容很有价值。适逢我国新诗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我参与策划出版了《中国百年新诗选》,三卷本、六巨册,周良沛主编,另一策划者为吴远目,崇文版。该书作为重要会议内容,应邀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新诗的道路——中国新诗百年研讨会》,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赞誉,首都及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至于杂文方面,一如前述,对自己的作为,我还是有些许欣慰的。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一个文化人,终其一生,总得为民族文化留下一点印记,哪怕是浅浅一痕,也幸甚此生。乐也趣也,或非乐非趣也,尽在其中。在信息浩浩汤汤的互联网时代,这也许是幻想。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人们循着自己的逻辑链,执着前行。

  《湖北杂文》:您曾说“杂文曾有‘高峰’,其后渐为‘高原’,而今安在哉?”能请您再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吗?您认为,在中国,杂文生存、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赵国泰:关于杂文的“高原”“高峰”问题,我缺少全面深入的研究,所以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以为,一种文学的“高原”与“高峰”的形成,是由相应的作家作品来显现的。鲁迅杂文,一峰突起;大师过后,无人比肩,意味着杂文海拔已由“高峰”向“高原”逶迤了,此后多少年,恐怕只能保持“高原”状态。能如此这般,就很不错了。但传统意义上的杂文的生存、发展现状,确乎不容乐观。

  《湖北杂文》:近年来,时评写作颇为风行,在互联网土壤的滋养下,更是势头猛健,扩张迅速,一篇在网上发表的时评,只要视角独特、鞭辟入里,诸家网站便会争相转载,甚至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许多杂文作者也转而积极参与时评写作。有人称之为“时评兴盛”和“杂文式微”,并断言时评写作取代杂文创作已成大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您认为二者有何异同?
  赵国泰:我曾写过一篇言论,题为《杂文“三求”》,作为会刊总第五期《总编寄语》用了;后来,又用作了《湖北大众文艺丛书·杂文卷》序言。在本文中,我略为讲了,要想让杂文生存下来、发展下去,唯有三求:求是——遵从艺术规则,即杂文艺术自有其质的规定性,作家务必洞悉并掌握;求稳——遵从政治规则,即指一个杂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生了“反骨”,就没有出路了;求变——遵从市场法则,或曰丛林规则。这后者即可用来作答。因为,市场法则:需要才是最好的。丛林规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或曰:杂文若向时评敞开大门,就是死路一条。我说:杂文作茧自缚,才是一条死路。杂文与时评,辩证地看,对抗意味着渗透,综合才可能超越。因此呼吁:让杂文再时评一点,让时评再杂文一点。有道是:有容乃大,汇众则汤。汤者,浩浩荡荡之谓也。

  《湖北杂文》:您不仅笔耕杂苑,也是会刊主持。请根据您接触到的来稿情况,谈谈现在杂文作者在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您对青年杂文作者有什么建议?
  赵国泰:观来稿中较普遍存在的是失衡现象。这失衡一,即在“美/刺——赞/弹”这一对对审美范畴中,刺多美少、弹多赞少。失衡二:“说怪话”的多,“涨知识”的少。史上马铁丁的《火柴颂》、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不是赞美型而传颂不衰的名篇吗?今天有吗?作为杂文“高原”的标志性人物,邓拓、秦牧的那些“涨知识”的脍炙人口的杂文今天有吗?嗨,有道是:“看花容易绣花难。”敝人很少飞针走线,以上吹毛求疵,若有谁嗤之以鼻:“你能,你绣一朵试试?!”岂不大窘?!
至于青年作者?应写诗,应写时评,应写小说散文,尤其应写杂文。因杂文要求于它的作者之综合素质,要高于其他文体;一个出色的杂文作者写得一手出色的杂文,其品位当大逾其他文体作者。君不闻,杂文的定义乃是诗+政论+幽默么?!

 

  名家简介


  作者简介:赵国泰,武汉人,1950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后调入长江文艺出版社,历任编辑室主任,《白桦林·校园青春月刊》主编,编审。现为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写作》杂志副主编等。著有《论诗小语》《推门进屋》《桦林散叶》《桂苑杂识》《刘墉新语》等多种,主编《国学普及读物》(26本);策划编辑《白桦林·校园青春文摘》《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传播编年》《中国百年新诗选》等文学图书数百种,两次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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