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华中杂文网!
  • 1
  • 2
  • 3

鲁迅杂文中的伦理关怀问题——邹建军教授访谈录

2017-05-18 12:01:26作者:彭凤打印订阅
[导读]杂文可以是政论、可以是社会批评,然而也是要讲美学效果的,也是要有审美情感与审美想象的。伦理如果不与文学发生关联,那只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范畴,就不是文学的范畴。鲁迅的许多杂文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点。

 

 
 
 
彭凤(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以下简称彭):邹老师,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2017届的毕业生,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我们都知道您平时会就某些社会现象写作杂文,也知道您平时还研究杂文,对中外的杂文发展及写作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到中国的杂文,就不得不提鲁迅,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说鲁迅先生开创了中国杂文的先河?
邹建军(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邹):因为在鲁迅之前没有杂文这种文体,在最近一百年以来,他在杂文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在鲁迅之前有没有杂文的问题,学术界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在中国古代散文笔记中,也许有部分文体与后来的杂文有一些相近的特点,如刘禹锡的《陋室铭》等,然而它们终究不是杂文,因为它们缺少批判的精神与讥讽的品格,而是以抒情性为主导。鲁迅自《热风》开始,一共出了二十多本杂文集,并且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得到了瞿秋白先生等的高度评价。鲁迅以自己一生的努力,开创了一种文体,这就是杂文。这就是我们一讲到杂文就会想起鲁迅,而我们一讲到鲁迅也不可忽略杂文的原因。他的杂文开创了中国杂文的先河,没有鲁迅也就没有中国的杂文。不仅是因为他杂文的数量大,而且也是因为他杂文的品质高、影响大。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杂文的数量占到了十分之七以上。再者,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也是靠杂文。虽然我们不可否定他在小说、散文与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同样的成功。
 
彭:鲁迅之前,中国无杂文。而自鲁迅开创杂文创作的先河之后,中国也有不少作家在创作杂文上前赴后继,瞿秋白、聂绀弩等成为了杂文大家。那为什么说鲁迅之后,再也没有哪一位中国作家的杂文可以与他相比?为什么杂文这种文体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可超越的高峰?
:的确如此,在鲁迅之后没有哪一位中国作家在杂文创作上超过了鲁迅,他就是中国杂文历史上的一座高峰,并且还是唯一的高峰。在鲁迅之后,虽然也有不少的作家在从事杂文创作,然而像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却不再出现了,也就是所谓的杂文时代并没有再出现。这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那样一个动乱而又缺少社会公正的时代需要杂文,鲁迅所生活的19世纪后期与20世纪的前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在社会生活与人格构成上,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有高尚思想与强大人格之力的作家,及时地提出批评甚至批判,以对社会与民心有所引导。鲁迅以他丰富的阅历、深广的思想和高洁的人格,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承担起了这样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当时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也是不少的,然而有一些作家不愿意创作这样的文体,要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小说、诗歌、戏剧与散文等比较正式的文体上,而像杂文这种“杂七杂八”的文体往往不被认为是文学。二是那个时代虽然有一股反动的力量存在,且占据比较有利的位置,然而总体上社会是比较开放的、政治是比较开明的,因为当时全国性的政权并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所以还是可以让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杂文发表出来。虽说有时会受到一些干扰,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比建国后要宽松自由。所以,那是一个需要杂文的时代,同时也是可以发表杂文的时代。三是只有鲁迅才可以创作出这样的杂文作品,没有个性上的优势与气质上的优越,优秀的杂文作品也是不可能产生的。一个作家想写什么是一回事,能不能够写出来是另一回事情。如果鲁迅先生的人生态度无比温和,或者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现状没有研究的兴趣,或者说他没有深厚的国家之爱与伟大的民族之情,或者说他没有小人与君子的概念,并且为人圆滑与世故,那他也不可能创作如此数量的杂文。正如他与许广平通信时所说的,他一生“好为反语,也做短文”。一个人的个性与气质虽然有后天的环境,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先天所形成的,与家族的遗传与父母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生在那么一个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环境之中,他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也比较了解,而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也让他对中外文化有了一个比较的眼光,所以他也才有那深刻的、独立的且尖锐的见识,他可以看透许多东西,还可以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不克全功,战斗不止。所以,鲁迅的杂文成为了20世纪中国杂文创作的顶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彭: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特殊的人格魅力成就了鲁迅的杂文,鲁迅之后,中国再无杂文高峰。如您所说,鲁迅杂文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也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之下发生的。我想请教邹教授,鲁迅杂文受到了哪些外国作家与诗人的影响?
邹:鲁迅杂文与西方的渊源也是很深的。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考入南京陆军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物学堂,并在此期间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由此开始接触到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在日本仙台专门学校学医的时候,因为要学习德文,鲁迅便买来德文版的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且一生都将其带在身边反复阅读。从前的人们认为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主要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实际上鲁迅的杂文也受到了尼采的重大影响,尼采身上的进化论思想、反偶像精神以及个人主义传统,都在鲁迅的杂文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鲁迅杂文从尼采那里借鉴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偶像、进化论以及个人主义三个方面的思想,然而鲁迅并非对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根据中华民族和中国现世需要,进行全新的改造,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鲁迅在杂文中用进化论思想,批评中国人的麻木愚昧,他认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在于引起疗治的注意。他利用尼采的反偶像思想,猛烈地批判与攻击中国的封建思想、官僚体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尼采认为所谓“偶像”者,“即至今所谓真理者也”,并且他重新提出“上帝已死”的思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鲁迅利用尼采个人主义思想强调中国年轻人要人格独立,从而打破儒家思想传统,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权威思想,这些对于封建势力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鲁迅在许多杂文作品中,把尼采的思想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发展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成为了鲁迅思想的重要来源。当然,鲁迅与西方的思想界、哲学界具有许多联系,德国哲学家尼采只是他喜欢的众多中的一个,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随笔是尼采最喜欢的文体,其中最有名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尼采自传》等,其中有不少作品具有杂文品质、诗性品格与哲学光彩,而鲁迅的杂文中的诸多作品,也同样具有以上三种品质,并且得到了有机的统一。从此意义上,我们认同鲁迅是“中国的尼采”这种说法,他在许多重要思想上与尼采是相通的,他在许多重要的艺术品质上与尼采也是相似的。
 
彭:鲁迅在日本求学时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开始接受尼采的进化论思想,尼采宣言“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而鲁迅也从尼采的思想中获得了重新审视中国民众国民性的启示,进而将其表现在杂文创作中,那么,您认为鲁迅的杂文是政论性的、伦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他的杂文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大的反响?
邹:鲁迅的杂文是相当杂的,所以我们认为“杂文”名称的来由也不是没有原因,据考证这个名称也是出自他自己,他说这些文字杂七杂八,姑且就叫它们“杂文”吧。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说,鲁迅的杂文集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杂文,有的是政论文,有的是文艺评论,有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随笔,有的是散文,有的是民间故事,有的是新闻评论;从内容来说是相当杂的;从文体来说也是很丰富的;从所表达的情感来说,也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而我们并不是要把其杂文集所收的所有文章都叫做杂文,而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叫杂文,即鲁迅杂文集中具有强大的讥讽与嘲弄品质的文章,如《友邦惊这张论》、《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其杂文的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我曾经写有三篇论文讨论鲁迅的杂文,都发表在去年的《写作》杂志上,鲁迅杂文的特质就不再重复了。
鲁迅杂文的确是具有以上三种特性,即强大的社会性、政论性与伦理性。从广泛的意义而言,他的杂文就是社会批评,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特别是不良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随时随地的批评与讥讽。鲁迅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也时时生活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之中,他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事务的参考者,所以他的杂文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社会性是鲁迅杂文的首要属性,鲁迅个人性的东西同时也很强烈,然而是通过个人来反映社会,并且具有强大的个人色彩与个人见识。第二,鲁迅的许多杂文具有强大的政论色彩,即是对于当时的政治与政权的一种批评。我们当然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反政府者,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位学者、一位诗人与一位思想家,他并没有专门从事过反政府的运动,虽然对军阀政府与后来的国民党政府有所批评,有的时候也批评得很厉害,然而他多半是从伦理与道德的角度而进行,也就是说是为了正义与良知而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其杂文伦理色彩是相当深厚的,这表现了他的伦理关怀与伦理思考。我们现在所谓的伦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具有特殊背景的一种关联性,鲁迅先生也很重视这种关系,并且许多杂文都来自于此。
 
彭:那么鲁迅杂文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其伦理关怀的广泛性与深厚性?他在杂文为中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社会的伦理问题?他的伦理指向主要有哪些?
邹:鲁迅先生是在中国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也与民间的道教与佛教有所接触,而历史上中国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社会,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家族为群体形态而生存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是比较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伦理规则与伦理道德则成为了维系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也有诸多丰富的存在与体现。首先,他关心中国妇女的恋爱与婚姻问题,在《娜拉走后怎样》等杂文中,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以及人生出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次,他在《记念刘和珍君》等文中,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进行了否定,并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良知。再次,他对中国人的某些不良品德进行了揭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所存在问题也进行了批判。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照相之类”》等文中,对国民的劣根性与阴暗心理进行了批判与否定。所以,关怀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伦理困境,以及当有的伦理选择,是鲁迅杂文的重要主题。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一种现象,那就是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关怀,主要体现为对旧的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如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否定,以及对新的伦理规则建立的热情。他在杂文中多次提出妇女解放、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问题,对于家庭与家族中的个人独立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人民的痛苦生活与人生创伤,时时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这在许多作家那里是缺失的,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注重伦理与道德的杂文作家,这样一种追求在中国杂文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杂文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这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有的人认为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而只是政论文的一个品种而已。有的人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因为它具有独立的文体特征。然而我们在中国古代与外国却找不到它的源头,也就是说这种文体是鲁迅独创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否还需要鲁迅那样的杂文,也是存在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只有杂文时代才需要杂文,社会的黑暗强大到了让人不可生存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杂文时代,而我们现在显然是光明大于黑暗的,许多矛盾都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感化。然而,当代中国也存在诸多的伦理与道德问题,不然的话许多重大事件就不可能发生。以此而言,我们强调杂文的伦理关怀与道德关怀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我们要以杂文的方式进行关怀,也就是要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关怀,因为杂文还是属于文学的一体。如果不把杂文当文学,不把杂文当艺术,那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杂文可以是政论、可以是社会批评,然而也是要讲美学效果的,也是要有审美情感与审美想象的。伦理如果不与文学发生关联,那只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范畴,就不是文学的范畴。鲁迅的许多杂文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点。
彭凤: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相信您的见解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的杂文创作与杂文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彭凤,贵州铜仁第一中学教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原 创 推 荐
名家专栏
热门信息
关于我们|版权声明|联系我们|加入我们|广告服务|在线投稿 |入会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