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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之悲

2015-05-14 14:28:37作者:苏天生打印订阅
[导读]南北朝时的南朝诗人谢灵运,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四十九岁那年,因叛逆之罪在广州受“弃市刑”,临死前作诗。中有“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恨我君

南北朝时的南朝诗人谢灵运,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四十九岁那年,因叛逆之罪在广州受“弃市刑”,临死前作诗。中有“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等句,颇有陆机遭谗被杀前想“华亭鹤泪”的凄怆,令人读后潸然欲泪。读了沈约著的《宋书·谢灵运传》后,方感他的悲剧固然是当时帝室与世族势力斗争的产物,也有他自身的原因。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东晋名将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也称谢康乐。入南朝宋,曾任散骑常待、太子左卫率、永嘉太守、秘书监、待中、临川内史等官职。他从小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其时江南无人可及,尤以五言的山水诗饮誉最大。据说,每出一诗,“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名动京师”。“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写景佳句,其格调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他堪称为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如果把清代袁枚痛惜李后主的这句诗, 改成为“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反倒求高官”,用来痛惜谢灵运是颇为 合适的。谢灵运由于出身门第高贵,加上才名甚高,官运不算不亨通,怀才不算不遇。他官至太子左卫率、侍中等皇帝的近侍官,南朝宋两代皇帝对他都很赏识, “日夕引见,赏遇甚厚”。但他总觉得官位与他的高门第和高才名不相称,老是嫌官小。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因求而不得,故愤愤不得志。他不满意朝廷只以文人的名义来优厚他,而要求掌握“参时政”的实权。他对名位不及他的王昙首、殷景仁等受重用而怀“意不平”的愤愤。他放荡行止,对南朝宋的一切消极对抗,都来自于强烈的官欲权欲之不能得到满足。他把诗才当政才,把门第和名位的高华当谋取高官厚禄的砝码,明显地表现以名谋官的陈腐观念。这是谢灵运之可悲者一。

撇掉封建官场争权夺利的是是非非不讲,就当官“在其位要谋其政”来说,谢灵运是个当官不做事、专事游山玩水的典型。他当永嘉太守时,肆意遨游,遍历诸县,民间听讼,一概政务,均置之度外。他当京官时,出城郭游玩,一出就是十天半个月,既无事前请假,也无事后“表闻”。他多次被人弹劾,就是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被抓住把柄。此可悲者二。

谢灵运当官不为民做事,而在利用当官的权势作威作福上却很霸道。 为了游玩作乐,他驱课公役,穿池植援,种竹树堇,无复期度;驱使门生数百,凿山浚湖,伐木开径,骚扰村民,惊动州县。他还企图把对民有利的两面湖泊占为己有,以填湖为田,收入取厚利。权势、官威,几乎把诗人的令名、文人的风雅抛掷殆尽。此可悲者三。

南朝宋的宋高祖、宋太祖对谢灵运才能的过爱近于宠。因爱其才,对其过失一再迁就,不欲伤之,“讽旨令自解”;对谢灵运要求决湖为田之事,地方官坚持不答应,宋太祖却下令州郡履行,简直作了他的保护伞。而这恰恰助长了谢灵运恃才傲物、持势作威的气焰。此可悲者四。

“文以兴邦,武以下国”,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在封建社会的确也出了不少像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由文人、诗人出身的好官。今天,我们从知识分子中,提拔当“长”的干部,更是时代的需要。但专业才能,包括文才、诗才、艺术才能,也不能与务政的才能完全划等号。有的人干他的专业可以干得很出色,而要他当官反而是用其短。据报载,很有些某一方面的艺术有当了“长后,感叹自己由一个内行(即专业内行)变为丙个外行(不仅当“长”是外行,连专业也生疏成外行)。所以,如果一味地以专才、文才及声誉作为取官的凭据,或者其本人由于官欲作怪,以名位要官,是也可能产生“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惜薄命作了官”的痛惜的。至于谢灵运恃才傲物、表现出“文人无行”的种种“名累”也堪引为戒。

(原载1987.12.28《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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