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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腐的千年困局

2015-01-21 11:01:42作者:任蒙打印订阅
[导读]官场腐败的问题已经使国人陷入越来越深的忧虑,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反贪专家”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被人提及。偶读一文,作者从朱元璋治贪“失败”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持之以恒。这位先生“正确的废话”使我想到一个老问题:中国反贪何以陷入千年困局。

官场腐败的问题已经使国人陷入越来越深的忧虑,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反贪专家”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被人提及。偶读一文,作者从朱元璋治贪“失败”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持之以恒。这位先生“正确的废话”使我想到一个老问题:中国反贪何以陷入千年困局。

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并且亲历过元末腐败乱象的朱皇帝,对吏治腐败危害性的认识之深无人超越,并且熟悉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种种歪招。他很可能把新朝大大小小的命官当成了他当年见过的那些贪官污吏,骨子里对他们怀着仇恨,变着法儿惩治他们和提防他们。为了做到有贪必惩,他没有放过他的女婿;为了达到惩戒目的,他不惜对处死的贪官采取残忍的“剥皮揎草”之刑。按照他的恐怖思路, 下面还发明了炮烙、刖足、钩肠等酷刑,凌迟处死如果不到三千刀人犯就死了,刽子手将遭到反坐。

明太祖那套无所不用其极的惩贪办法的确曾使官吏们悚心震胆,战战兢兢,京官每旦入朝之前竟与家人作生死诀别,及暮归家相庆又活过一日。他惩治贪腐出手之狠,标准之苛,至今还令人难以理喻。我第一次走进河南内乡的县衙遗址时,便联想到在明初某些类似的建筑里,县官于公堂上正襟危坐,旁边却竖着一具枯皮制作的前任,以告诫他必须保持廉洁,很难想象在这种怪诞的背景下做个“县太爷”是什么滋味。

无论几百年前的中国社会与今日有多少共同之处,无论他那套办法多么见效,我们从现实的角度去研究朱元璋治贪都只能是一个“伪课题”。不仅是因为他那些极端的举措粗俗野蛮,近乎街头恶棍的“二五点子”,而是封建制度的本质决定着他那种病态的血腥反腐更无法长久。 这一点,或许这位聪明绝顶的皇帝看得比谁都清楚, 最终他也未能放心地离开他浴血拼打出来的这个世界,因为他不可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体制框架中找到突破困局的出路。

反贪斗争的历史恐怕要追溯到公共权力形成的那个时代源头,尤其是在国家政权产生之后,贪贿与反贪之间的矛盾更是从未消停过。看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否,主要看它对公权的监督和制约,可直到今天,这个难题还困扰着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这里的情形虽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越反越腐”,但腐败现象的蔓延之势国人有目共睹。抓出一个贪官不是几百万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一个厅长的司机也可以受贿千万之巨,以致贪得不多的叫人听起来“没劲”。还有众所周知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赌博,以及种种特权福利等“合法腐败”,每项都是数以千亿计。中国虽大,但劳动人民一年辛辛苦苦创造的“亿”也就那么多。这些数据都是正规媒体披露出来的,能够正视问题是一个难得的进步。

然而,面对困局如果以“世界上哪儿都有腐败”来自我安慰,是无法求得自解的。腐败虽是社会通病,但并非无药可医,也并非无处不在,不能以一袋白米中也能找出几粒谷子的“绝对性”逻辑,来否定他人的成功和世人的全部努力,以便为自己的腐败蔓延寻求开脱。

一个社会只要还存在贪腐之风,少数人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无论它的科技多么昌明,生产力多么发达,都只能说它还处在一种比较低级的文明形态。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在防止贪腐的措施上留下空白,只是“朱氏做法”走了极端,也有过一时的效用,所以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实,假如社会沿着那种封建轨道原地绕行一万年,那么一万年也别想摆脱这个困局。如果谁硬要寻找一种方式使洪武治贪之类的举措能够“持之以恒”,只能是比“哪儿都有腐败”的无可奈何更可笑。

贪腐之风肯定不是人类社会的绝症,走出困局的路径也肯定存在,并且可能有若干条。从时下的情形看,民主法制虽然不能代替反腐的所有举措,但良好的民主法制却是实现权力廉洁的必要前提。只有将权力真正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权力才会对人民负责,不让想搞腐败的官员得到任何机会,不留任何余地让他们去动心思,打主意,才能摆脱那个叫社会蒙羞的千年困局。所以,我们的党和国家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越来越注重从源头治腐,这就是走出困局的希望。

(原载《杂文月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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